——读美国人类学和人口遗传学者格雷戈里.柯克和亨利.哈本丁著述《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

关于人类进化与自然选择，该书提供了一个全新认知观点。否定了近100年以来社会科学所认为的那样，大约在五万年前人类开始扩张走出非洲就停止了演化的观念。在非洲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基因上的改变，使得现代人类能够走出非洲，并取代其他古老的智人种类。基因突变肯定是文化复杂度突然剧增的原因。五万年前至少有两个现代人类分支走出非洲，其中一个北上到欧洲和中亚；另一个往东到印度洋一带，进入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大洋洲部分地区。所有人类有一个相晚近的共同祖先（约10万年前），而非洲以外的人类有更近的共同祖先（约五万年前）。

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北部人似乎大约15000年才分道扬镳。现代人类遭遇并取代尼安德特人之后，这一迹象大约两万年后在欧洲大大强化。生物大跃进标志了文化进步的开始和人类显著变化的终止。伟大跃进包括岩画、雕刻、珠宝和大大改进的工具和武器，这些特征显示了人类发明创造能力非凡的增长。自然选择是可以快速进行的。所谓漫长的进化过程，其实是将近停滞的长时段穿插偶然出现快速变化时期。

依照通常理论来说，人类的生物特征不足以发展出农业。然而却在地球上有七次独立的农业发展环境出现。所有前农业一定和农事对立的。随着时间推移，决定了工蚁般行为的基因的频率一定不断增加，直到了几千年，那些自私的、辛勤的、自控力的人群比例，相对于狩猎采集群体大大增加了，这种渐进的、有方向性的生物性变化是可以造就历史趋势的。

由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剧烈变化，有赖于农业革命的成果，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和分化，不同生存状态成为人类加速演化的契机。该书确认生物变化是驱动历史的重要因素。约四至一万年间，欧洲和亚洲北部“创造性大爆发”，生物学变化部分是由从尼安德特人或远古人类身上偷得的基因驱动，人类制作更精度的工具，反过来也被这些工具不断塑造变化。当现代人北上与尼安德特人接触时，通过基因渗入和自然选择实现进化适应性，尼安德特和现代人之间种际交配不仅可能和有潜在的重要性，而且证据证明那真的发生过。

农业出现之后，文化和生物演化都加速了。过去时代人类一直都是觅食者，农业带来的人口急剧增加使得更多有益的变异体出现。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曾有稳定和静滞的环境。生物群体永远不会完全地适应所处的环境，不断加速的文化爆发带来了新技术和新社会形态，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人类环境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进化遗传学家预计任何性状的重大改变在几十代的时间内发生都是可能的，某些基因变异被青睐，渐渐出现更多，这一过程对自然和人工选择来说都是演化的核心。

虽然农业只占人属演化历史的不到1%时间，人类不太可能已经演化出对农业（或工业）生活方式的复杂适应。农业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使物质文明得以精细化。食物、住所和艺术品都无须考虑频繁迁徙的问题，生育后代的间隙时间可以缩短，农业生活中的食物可以储藏，人类开始财富积累。农业同时也催生了财产权，农民阶层和统治精英对立，也随之出现。

被农业人口青睐的遗传改变事实上对他们的狩猎兼采集祖先来说是有害的。新的变异很可能在人类对农业的演化回应中起到主要的作用。大约五千年前，新的适应性突变以巨快的速度出现。狩猎兼采集很少会得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疾病，如脚气病、糙皮病、佝偻病等，但农民有时就会有。从事农业的人类身材也萎缩了，平均身高降低了5英寸。许多健康问题都源自农业的到来。堆积的垃圾和被生活废弃污染的水源使传染病扩散。传染病给从事农业者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它们带来狩猎兼采集者的。

在欧亚大陆不同的两端的群体所产生的变异就有所不同。各个人类群体对农业饮食的演化响应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内开始了不同类型的农业。狩猎采集者总是会分享资源，没有别的办法处理剩余的资源，分享剩余猎物的成本基本为零，所以狩猎者们都是很大方的。而农民却必须自私，要保留一部分作物作为来年种子，吝啬增加了农民们的繁殖适应。

这些都基于基因流动的历史模式所推助，因贸易在协助人类基因流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村际接触自从人们定居在村落以来就一直是基因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有益于等位基因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过去数千年里也存在着若干阻碍或减缓基因流动的因素，大西洋和太平洋就是重要障碍，沙漠是很重要的阻碍，但是战争可能也是有得到基因流动途径，如成吉思汉统治下的亚欧几百年间，在遗传上产生了巨大效应，如今有1600万的中亚男性都是他的真系后裔。

从语言学上分析，印欧语系是具有扩张性的族类，遗传学层面上有优势，印欧语系使用群体最大的是西班牙语、英语、印地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俄语、德语、马拉地语和法语，印欧诸语言是早期扩张走出中东的农牧人群在约公元前7000年的时候带来出来的。印欧人前进的步伐持续至进入欧洲，在那里制乳业在生态学效应上足以跟早期农业竞争。起始于基因突变中产生了乳糖耐受频繁增高，他们越来越依赖牛群所产的牛奶，越来越少从事谷物种植。

作者用中世纪德国犹太人智慧进化凸显了这一群体智商高于其他犹太人事实证明了遗传漂变和自然选择理论的成立。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是天然的交叉转折点，容易受到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入侵，这导致了很高基因多样化程度，促进了自然选择。罗马帝国时期犹太人奴隶后来成为自由民，与当地欧洲女人成婚。这证明了如果一个人群的血统60%来自中东，40%来自欧洲，那么几十代族内婚之后，每一个个体的血统都接近60%中东，40%欧洲这样的组合。基因标记明德系犹太人袭得了中东血统。阿什肯纳慈犹太人祖先是欧洲人。

因此，德裔犹太人智商源于中世纪自然选择压力德系犹太人所面对的金融家角色，从公元800年——1700年，绝大部分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事的是管理和金融业。一些基因突变在特定环境，产生了中益的效用，杂合优势出现的关键是，很强的自然选择结果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广泛起作用，加之，中世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其他群体遗传隔离，犹太人富裕个体多生孩子，父母工作都是相当要求认知能力，智力的可遗传性，决定了德系犹太人智商高于其他犹太人群体。